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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天星案“公私对决”,如何保证法治公平?
2017-11-24 08:20:30 来源:  


  “江苏天星建设集团董事长孙永科,被江苏省南通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判刑7年3个月,判决理由之一是这家企业属国有性质。
  刑事终审判决作出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派下属国有企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天星集团的股权全部为国有。
  日前,此案在南通中级法院开庭。天星集团的律师当庭申请南通中院回避,认为南通中院的刑事判决书已经对股权以‘本院认为’的方式作出了认定,如果民事案件继续在南通中院审理,等于是未审先定。”(法制晚报 看法新闻)


  北京《法制晚报》报道南通天星案


  一、一案多审,一切才刚刚开始
  2017年10月20日,一起涉及公司股权纠纷的要案---江苏南通天星公司股权纠纷案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被告代理人、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律师在庭审现场指出:刑事判决对没有起诉的民事权利以本院“认为”的方式已经提前作出了认定,同时发出了《司法建议书》,通知原告启动了诉讼,如此以来,本质上是南通中院自己主动启动,所以不管是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等于法院已经做出了“法律”决定,如此就不存在再进行一次诉讼的前提。另外,如果案件还是在本院审理,显然是未审先定,即:法院既当运动员又当审判员!
  被告天星公司代理律师和第三方孙永科代理律师,对南通中院提出整体回避要求,陈有西律师特别建议南通中院要审慎处理此案,避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留下司法污点。可喜的是,这些要求和建议都现场得到院方积极响应,法官宣布休庭。对至今已经艰难走过七、八个年头的南通天星案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新的开端。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原告南通开发区与被告天星公司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于天星公司是国有还是民营性质、公司负责人孙永科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民企老板身份的认定上。负责审理此案的南通中院,坚持一案多审、上述加刑等明显错误,导致孙永科于2010年被抓捕,此后被羁押长达三年多,2013年再被判入狱七年。“在此之前的3月初,高铭暄、陈光中、江平、赵秉志、陈兴良、陈卫东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国内知名学者曾对此案进行过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刑诉法学教授陈卫东称此案是新刑诉法生效后,国内首次出现的‘上诉加刑’案,法学界泰斗江平亦称此案是‘上诉加刑’的经典案例。”(民主与法制网)


  受案件影响,公司业务陷于停顿,办公楼内空空如也


  2017年年中,天星公司负责人孙永科刑满刚刚出狱之际,南通开发区以主管部门自居,委托二家下属公司全权代理,向原审南通法院另行提起股权民事诉讼程序,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将公司所有权进行国有化确权。不难发现,本次民事一审暂时休庭,远未代表事情的终结---既然已有越俎代疱、自判自诉在先,则后续结果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值得一提的是,南通当地此前已有过曹姓企业家获无罪判决的类似先例。如果当地各部门能够从保护、鼓励企业家创业、创新,维护地方市场经济发展信心的大局进行考量,这显然对天星案的合法理性解决,具有极强的参考意义。

  案件当事人、天星公司负责人孙永科


  二、混合经济,天星人首开其端
  2016年0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民事商事典型案例》,其中“沈阳重型冶矿机械制造公司四厂与沈阳北重冶矿电站设备研制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提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国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平等保护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
  沈重四厂与其他五个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北重公司,从公司出资来看,不管是公有制股东还是非公有制股东,都应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争议焦点在于,沈重四厂有没有按照出资协议履行出资义务?
  可见,有没有实现出资,是决定是否具备公司股东身份的核心要素。
  就天星案而言,开发区如果不能证明实际出资,却不但要求成为公司股东,而且还要成为唯一股东,更严重的是还要将公司视为国有,在收归国有之前甚至不惜抓人判刑入狱,那么这种具有强烈革命争彩的思维逻辑,在《公司法》面前就显得十分荒诞且蛮横霸道了。


  营业执照显示:有限责任公司


  在当下和未来,混合所有制经济和PPP模式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主流形态,相关经济理论也日渐成熟。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有混改后的地产龙头“万科”,也包括正在大力推进的雄安新区建设。
  而天星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各种经济性质主体共同参与,其实就已经具备了这些潜质和底蕴,相当于与今天隔空呼应,提前尝试了新经济的可行性。所以,当这块试验田现在再次面临司法层面的“公私之争”时,亟需社会各界和司法部门从新经济和新法治的新角度来理解和处置。唯有如此,方能给后来者一个良好而善性的参照标杆。
  天星案涉及到的“公私之争”,诞生于国民经济转型期,时延今日,也再次触及多年来纷争不休的“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这个老话题。念及此,不免联想:如果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国、民”大讨论,并因此警醒上下国人,也未必不是好事。


  天星案是国内较早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三、官民之争,是非应当依法评判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类政府部门与企业权属的争议案件,多发生在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各级政府部门为响应上级号召,往往会有“指导、指示、发起、倡议、意见”等务虚行为,并乐于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如企业建立、经营等。不过这类行政号令本身不同于公司股东的投资行为,既缺乏法律意义上的严格界定,也肯定不具备市场法人的主体资格,但因此导致社会各界在理论和行为认知上的模糊与冲突,等于积累、遗留了大量公私权属之争案件,成为当下和未来难以摆脱的历史包袱。本案的难题,即在考验司法机关如何甩掉包袱,轻装上阵,还原事实和法治。
  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的是,当发生此类“官民之争”案件时,出于体制性血缘关系的天然考量,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会更加亲近,出现“儿子审老子”、“自家人审自家事”等有违程序正义的情况便在情理之中---虽然“胳膊肘往里拐”的倾向十分明显,“裁判员与运动员”兼任的情况时有发生,又能奈我何? 本案中,开发区将猎物天星公司负责人成功投入监狱服刑,即曾得益于法院的默契配合。


  天星公司总部办公楼


  孙永科被以公职身份入狱七年,似乎标志着第一轮“公私对决”以“公胜私败”定局。公司经营,当然也不出意外地受到外部因素的持续干扰而几乎陷入停滞,良好的发展前景被断送。或许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由于本案争议较大,在企业所有权属无法立刻变身国有的前提下,公司并未被彻底查封,且基本架构尚得幸存。当下,再次启动的第二轮“公私决战”,将在民事诉讼层面拉开帷幕。
  针对开发区委托下属公司出任原告一事,第三方代理人张美泽律师自撰了一个故事---老子对儿子说:我在天安门前留过影,所以它是咱们家的。我现在不便出马,还由你到上回判咱家赢的那家法院,继续起诉天安门的实际持有人,争取将产权判归咱家吧!
  总而言之,南通天星案不论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是私有股权被国有,甚或是当国有成真,是否会在原告手中再次“被流失”,等等一切的一切,要想梳理清晰并完美解决,还应回归法治轨道,最终给全社会一个公平公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结果。


  办公楼外的天际线处,天星建设的部份工业类型建筑在生产中


  四、经济困顿,因企业家处境堪忧
  在公共政策层面,多年来对国有经济的过度保护,一方面引发对民营和私有经济的过度挤压而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也导致部份利益团体和个人利用保护国有名义和强势地拉进行所谓“假保护、真谋私”,造成市场失衡、司法不公和财富外流。反过来看,虽然民营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有经济形成竞争,但只要市场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就只会存在良性的竞争关系,方可促进经济活力和科技创新。所以,两利相权取其重,回归市场主体,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仍是未来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若从本案以管窥豹,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企业家群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群体所面临的诸多法律困境,其中,又以随时可能触及的刑事犯罪罪名高达约60项之多且重为甚。在经济状况并非景气的当下,如何取舍,其实并非艰难。
  党的十九大刚刚召开,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消息让人兴奋。总书记更有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精辟论述,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简单总结,无非就是:在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只有司法公正,才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前提和保证!

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E2OTM3Mw==&mid=2649906720&idx=1&sn=78f0fc4c8daffbfc39aacabf56f4f2c9&chksm=f024a012c75329040d6452e003cb502f4d0a3a392c379b5a7434d6367d98436c50fc78d26c91&mpshare=1&scene=1&srcid=1123QPmYo4MGi5S1p8K4aJP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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